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审判中，律师陈有西依托陈有西学术网和新浪微博，进行动态与总结并行的平行传播。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依法不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不能微博直播其庭审情况。在微博用户中，80％的受过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占55.9％。

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一些涉及地方维稳的刑事案件中，公安检察机关乃至于同级党政机关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阻止庭审微博直播，因此，赋予上级法院决定是否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权力可能是抗衡这些外来干扰的有效手段。因此，法院微博直播庭审特别是全程直播庭审可以使社会公众获取全面、准确的案件信息，合理引导其对案件的预判，使之与裁判结论相契合，以强化裁判结论的公众认同。比如，对于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遭受了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或者对证人、被害人的询问笔录上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或者没有注明制作笔录的时间、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等在过去法庭上经常被辩护一方提出质疑的问题，控方如何回答、法庭如何调查和裁决，都通过微博直播出去。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其赖以质疑或批评的前提可能是成问题的。在此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可控的公开⑸形式，微博直播庭审现象破土而出，有效填补了社会公众在电视直播庭审淡出之后对审判公开的需求。

（三）微博全程直播庭审中的信息控制 在确定了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案件范围以后，还应当对微博全程直播庭审中的信息控制予以研究和规范，以避免庭审微博直播的随意性，在切实发挥微博全程直播庭审的积极功能之同时，抑制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21)另有学者明确表示，律师庭审直播行为是典型的利用网络科技人为影响审判的行为，不管是从国内外法律制度上，还是从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上都是被排斥的行为。哈耶克的更多论述，还可见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s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6. [10]前引5，易军文，第80页。

[2] 阎孟伟：《哈耶克社会自发进化论评述》，载《社会科学季刊》2008年第1期。因此，积极合作者可能会在共同体最优水平到达之前就停止投入成本。与个人主义一样，合作主义保持对整体主义的必要警惕，防止整体主义的回潮。[26]前引5，易军文，第71-73页。

尤其是，潜在共同体规模越大，搭便车行为被发现并被制裁的概率就越小，那么，越来越多的个体会理性地选择搭便车，因为这样其个体利益很可能得到了最大化。[14] 个人主义私法学在侧重强调个人理性决策能力时，进一步强化了私法在保护既有私权方面的角色，包括人身财产不受国家强制力干涉、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强加债务等。

而积极投入者自身实际分享的收益就越来越少。同样的，在合同、财产、损害事故等诸多私人社会情景中，社会个体都具有明显的共同主观目的，需要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当一个婚姻共同体破裂时，我们总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悲伤，就像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逝去了一样。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通常能够自发的采取集体行动。

二者都是线性思维的结果，都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有一种必然的秩序或状态。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延续具有某一个先天存在的客观目的。相反，中国私法学在设计私人社会组织和行为规则时，可以采用以合作与共赢为目标的合作主义学说框架，为共同体合作的形成提供制度便利或制度激励，在公社与个体户之外促进各式各样的合作社。例如，单元楼小区一层业主在修剪单元楼正下方的草坪时，虽然草坪的美化能够让二楼以上的业主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只要一层业主自身获得的好处大于其单方修剪的成本，其就有动力去修剪。

能够依法行政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权来应对旧村改造中的钉子户，实现村民居住环境的普遍提升。社会成员被视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个体，其使命就是服务于那个客观目的的实现。

[14] 王利明主编：《民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与其如此，还不如正视私法中的国家强制，并主动思考如何在发挥公权力组织功能的同时将其关在笼子里，从而使其成为引导市民社会生活的另一只手，促进社会个体间的广泛合作与协同发展。

与这些功能相比，这一认识论转变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意义，即促使私法学去继续思考社会个体间的共同合作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课题。[2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修订版序言。而通过合同交易获得利益本身就构成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主观目的。前引5，易军文，第78-80页。关于第二点担忧，个人主义论者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必要性问题，即私人社会生活是否有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和组织得以提高的前景。[28] 关于法律与道德观的评述，参见熊丙万、周院生：《国家立法中的道德观念与社会福利》，载《法制日报》2014年1月1日。

[13]前引4，易军文，第92，95页。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 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4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小共同体和最大共同体之间的各种共同体在自发合作难易程度上呈现出连续性和流动性变化。如果每个人都在信守承诺上采取合作态度，那么，这将大大地促进社会个体之间广泛地从事合同实践，包括即时交易和远期信用交易，包括熟人社会的交易和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这种获益方式也通常被称为搭便车。相反，对私人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的更细致阅读将为我们提供关于私法哲学认识论的新启示。

[35] （二）私人合作之普遍实践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私人间藉共同合作增进个性的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信奉个人主义的中国私法学者认为，有一块几乎与国家强制力绝缘的独立的私法领地，是个人自由的天堂。人们之所以从事合同交易，是因为能够互通有无、等价交换，满足相互的利益追求。因为，共同体越大，一定成员的投入所产生的共同体总收益将被越来越多的成员分享。

在每个人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并不一定得以维护。为应对这一现象，私法学家开始大力宣扬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般的私权观念。

经济形态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成社会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概括起来讲，在没有外力强制或者其它诱因的情况下，规模越小的共同体越可能展开自发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

[34] See DeWiel, supra note 32, at 167. [35] Stephen L. Carter, Civility—Manners, Morals, and the Etiquette of Democracy,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1998, p. 93. [36] 关于土地征收中的多方合作问题可参见James E. Krier Christopher Serkin, Public Ruses, 2004 Mich. St. L. Rev. 859, 866 (2004). [37] 王利明：《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除了向私法学展示社会个体间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前景，合作主义认识论还将引导私法学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个体在共同合作上面临的系统性困难，并就如何应对此种困难提供建议。

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重塑道德观，更好的组织和整合社会个体，促进社会的积极凝聚和个体间的团结协作，并藉此更好地实现个性的发展和张扬。近年来一些打着公共利益幌子的暴力违法拆迁现象表明，整体主义的遗毒仍有待大力清除。在一些情况下，自发合作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让法学与生活贴得再近一点，其就可能再发展一步。

相反，我们在大量问题上是可以相互认知并达成理解的。[19] 需要指出的是，此种单向的集体主义观念并不一定自始如此。

开发商发起的谈判就有可能无果而终。因此，在村民自发改造失败时，针对政府在主导旧村改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积极讨论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以及制度的保障实施，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政府推动旧村开发。

合作主义 一、问题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私法经大规模继受外国私法，开创了一套民事法律制度体系和一套私法学说体系。然而，中国早就脱离了斯密描述的肉商时代，社会生产、交易和居住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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